第一部分，从人类健康-疾病模式的演变看品质的思想内涵

1.神道医学模式：上古的邪魔入体，以及原始部落的巫医驱魔，便是此类。

2.经验医学模式：中国的《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养生等等，古希腊的“四元素说”（水土气火），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和地方》——所谓病就是“体液失衡”，需导泄、放血、食养以及药疗。但是，面对高达20~30%的母婴死亡率和过半数儿童活不过十岁，以及鼠疫、麻风病等传染病的流行状况，经验医学束手无策。

3.技术-理性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单因单病、病在细胞——强调病因、病变部位、疫苗、药物和手术。1675年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使细菌学和病理学产生飞跃；1908年埃里奇发现杀梅毒药Salvarsan，1930年发现磺胺类药；1940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瓦克斯门发现链霉素······大量抗生素被发现，使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主动控制无奈的传染病（鼠疫，霍乱，伤寒等等）。

所以，带来了一种因果规律：似乎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只有通过生物和化学手段找到相应的抗生素（杀手）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治病的过程就变成了一系列精密的机械、化学步骤的总和，生化因素决定了一切，人的因素不见了。

4.大健康医学模式：1970年后，“健康危险因素”概念及“多因多病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新医学”的模式。1974年加拿大政府发布了国家医改方案/Lalonde报告：国民健康不仅是由看病单方决定的，而更大地取决于环境、生活方式和个人的习惯。美国近百年来平均寿命增加了30岁，但其中公共卫生和预防贡献了25岁，医疗服务仅5岁。

对比：Healthcare与医院。我们中国都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因为我们眼中只有医院。

相应地，品质，也经历着从工匠经验模式-技术理性模式-完整性的“大质量”模式的历史演变。

第二部分，从“大质量观”谈品质文化

1.克劳士比大师从中医针灸领悟出生命系统（非机械系统）之“完整性”/Q-F-R，并喻之为21世纪新品质观。

2.耶鲁大学Crosbyism/克劳士比思想明确逼问：质量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问题。意在成为有用的和可信赖的组织，旨在打造永续成功的组织ESO。

3.“三层面说”看大中小品质观，以及沙因的“企业文化结构”模型。发现文化的力量如何促成德-中-日三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以及美国经济之起伏（华尔街）。

第三部分，从“完整性品质”看质量人才培养

1.印度人为何能”管理”硅谷？普遍的专业学位+MBA学位，注重管理素质的培养。同样在硅谷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师，但印度裔不仅成为谷歌的CEO，并在13人的董事会中占有4席。而且，微软、百事、软银、万事达、沃达丰、标准普尔、P&G、Adobe等等跨国巨头，以及著名的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和欧洲管理学院/INSEAD的院长，也都是印度裔的。印度人不仅重管理和技术的融合，还重“乡情”和团队合作。相比，华人则中更加重技术轻科学、更轻管理，而且十分“清高”。

2.Bauhaus/包豪斯大学的模式。1919年，德国魏玛，世界现代设计的发源地，宗旨是：生活重于艺术，融艺术于生活——以期通过设计师“向死的机械产品注入灵”。创始人Walter Gropius致力于“德国制造同盟”，并将“艺术与技术新统一”作为理想，所以，把建筑师当做“全能造型艺术家”去培养，于是，把建筑设计、手工艺、绘画、雕刻、话剧和音乐等专业都纳入教育体系，并有许多基础课的贡献：“从干中学”，与工业企业密切合作，“实验车间”，学生作品展等。

3.奇点/Singularity 大学与STEAM教育理念。

—硅谷科学大咖、未来学家Kurzweil提出2045年“奇点”到来：人机文明远远大于人类文明。谷歌与NASA合办的大学，旨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故设了十个领域的课程：未来学，网络和计算机，生物技术与生物信息学，纳米技术，医学与神经科学，人工智能，能源，航天和自然科学，法律和伦理以及金融。

—美国政府针对k12提出的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理念。强调编程作为一项专业素养——通过结构和逻辑表达想法，并作批判性思考能力；强调提升数字化素养——信息素养的重要元素，即如何寻找获取和使用数字内容之能力；强调开发计算思维——在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应用技术来形成和验证解决方案是否正确有效的能力。

4.克劳士比学院想做什么?

—联合志同道合者，创立“中国品质基金”，开展“为中国品质而教”活动，帮扶中小企业；设立奖学金。

—免费在大学开设东西方管理思想系列讲座，传授品质管理哲学。

—面向未来研究实际问题，打破“质量迷圈”

● 像管理大师Gary Hamel那样集聚同道罗列出“未来的品质管理清单”；

● 整理中国品质史，筹建品质博物馆，力求打破现有的“质量迷圈”——无论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皆以讹传讹地在所谓的“QC-QA-QM阶段论”中打转，更无法跳出ISO、精益、六西格玛和质量奖的“魔圈”；且脱离企业实际并误导质量工作者；

● 加强理论研究和基础研究，培养人文科学素养，否则，就不可能通过像德鲁克大师那样，透过SQC看到其对工厂组织管理的贡献（与成本会计，模块化生产流程及系统方法共同构成新的生产方式），更不可能通过员工的“疲劳度”、“单调”和“士气”的观察与统计分析，写出“人际关系学”的开山作——《工业文明的人类问题》（1923年）和《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梅奥先生，1927～36年在霍桑工厂九年的研究。而其间，戴明先生在耶鲁大学读物理学博士时候，于1924～27年间在霍桑工厂推行SQC，与此同时，1920～37年间，朱兰先生在霍桑工厂从助理工程师、质检科长、质检部检验成果部部长到质控部经理，一直都在霍桑工厂工作，但著名的“霍桑试验”似乎对他们并没有影响。之后，朱兰先生在他的传记里说：因为他一直都缺乏人文素养。